追根溯源，北京作為古都，始終被人視為“風水寶地”。其方言主要是在元、明、清三朝形成的。隨著時代的變遷，那些陳腐過時的方言逐漸消失，已少有人用了；而有些方言則至今卻仍有一定生命力，如禮儀用語“貴姓”、“借光”、“寶地”、“府上”等，這大概也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繼承或流傳罷。不過，北京方言也一直有所發(fā)展和變化，如解放前多稱呼人為“先生、小姐”,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統(tǒng)稱為“同志”了；七十年代以后，多稱為“師傅”,自八九十年代以來，一些人又改稱人為“先生、小姐”了。

其實，北京方言是生活在大雜院、小胡同里的下層市民生活中的日常用語，因而多帶有一種“市井味”.故此，在那些公文、報告、講話中也極少使用方言。但北京方言在文學作品中，常常被大量使用，并形成了一批成就斐然的京派京味作家。故無論從元代的雜劇，還是到近代的話劇，其中皆伴有方言：尤其是小說，作品中的北京方言更被廣泛使用。

這其中，話劇以老舍的《茶館》、《龍須溝》，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為代表；小說以曹雪芹的《紅樓夢》、老舍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正紅旗下》為代表；此外，還有現(xiàn)代作家鄧友梅的《那五》、《煙壺》，汪曾祺的《安樂居》、《晚飯后的故事》，韓少華的《少管家前傳》、陳建功的《找樂》、劉心武的《鐘鼓樓》等，都可稱之為京派作家中的代表作；作家劉恒的《貧嘴張大民》，更是把北京方言運用得活靈活現(xiàn)。倘若這些京派作家失去了“京味”,恐怕也便失去了獨特風格，失去了典型性，也便沒有了生命力。正因這些作家寫的是北京人、北京事，作品中的北京方言帶有濃郁而獨特的“京味兒”,才使他們的作品有了很強的生命力。著名紅學家俞伯平先生在論述《紅樓夢》的語言藝術(shù)時曾說：“《紅樓夢》里的對話幾乎全部是北京話，而且是經(jīng)作者加工洗練過的北京話，真是生動極了”.因此，他由衷地贊美說：“北京話是全中國最優(yōu)美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