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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平時的說話中總是存在話語的先后，其說話的順序不同所表達的意思也大相徑庭。說話的順序，看似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但是其中卻有它的奧妙之所在。
    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蔣介石密令特務頭子沈醉率領大批軍統特務竄至昆明，妄圖以所謂“鐵的手腕”來穩(wěn)住大西南。沈醉指揮爪牙殘害進步學生，并逮捕了9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正在準備起義的原國民黨云南省主席盧漢將軍急忙發(fā)電報給蔣介石，陳述利害，想為這批民主人士說情。蔣介石的回話是：“情有可原，罪無可恕。”盧漢看畢電文后，知道蔣介石仍執(zhí)意堅持殺人，十分焦急。便把此電文拿給協助他籌劃起義的李根源先生看，征詢一個萬全之策，李先生看后沉吟了一會，便提筆將電文的語序一改，變成：“罪無可恕，情有可原。”在昆明的軍統頭目閱讀了電文以后，以為蔣介石“恩威并舉”，鎮(zhèn)唬幾個爭民主的出頭鳥，達到爭取民眾的目的也就行了，于是就把那90多個愛國民主人士給釋放了。蔣介石后來得知此事火冒三丈，他懷疑是自己的機要秘書記錯了自己口授的電文，卻又不能排除自己有搞“顛倒”語序的可能性。于是只好罵幾聲完事，一場慘禍終因李先生的機智而得以幸免。
    顯而易見，這顛倒語序的作用實在不可小覷。“情有可原，罪無可恕”，強調的是這些愛國人士罪大惡極，不能饒恕，須格殺勿論；而變成“罪無可恕，情有可原”后，意思就截然相反了。李根源正是通過變換語序傳達了與蔣介石本意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從而挽救了一批愛國人士。
    李萌的姐姐和姐夫是經人說合之后成婚的。婚后，好長時間他們都沒有要孩子，為此喜歡孩子的姐夫心急如焚，常常與姐姐爭吵。李萌很是為姐姐的幸福擔心。
    姐姐臨產時，李萌在產房外面聽到，好多剛做父親的男人都這樣急切地問：“男孩還是女孩？孩子怎么樣？大人怎么樣？”而姐夫卻坐立不安,在醫(yī)院的走廊里走來走去。
    當聽到產房傳出嬰兒清脆的啼哭聲時，姐夫立馬沖到剛出門的護士跟前，焦急地問:“大人怎么樣?”護士說：“很好”。接著他又問:“孩子呢?”得到護士肯定的答復后，姐夫才樂呵呵地問“男孩還是女孩？”
    后來，李萌告訴姐姐當時姐夫問護士的話。姐姐驚奇的說:“他真的是按這個順序問的嗎？”李萌點頭，李萌看到了姐姐臉上洋溢的幸福。那一刻,李萌終于明白姐夫在產房外，問的那三句話順序的含義,問話的順序流露出了他對姐姐最真實、最自然的愛。
    其實語言表達是存在技巧性的，我們在說話的時候不僅要注意說話的方式，更應該注意說話的語序。正如這位姐夫，在表達對妻子，對親人之間的關愛時，考慮到了輕重緩急。在產房之外我們最關心的首先是生命，其次是性別。愛無處不在，只要我們調整一下說話的順序，所表達出來的愛就會是另外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
    趙威后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著名的執(zhí)政王，她為了宣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常常用提問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謀略。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用語言先后順序的不同來實現借物言道的目的。
    一天，趙威后在接見齊王派來的使者時，還沒把使者遞上來的信件拆開，就詢問：“貴國的收成好嗎？人民安樂嗎？齊王健康嗎？”使者聽了大為不悅，說道：“我是奉齊王的使命來問候威后，現在您不先問候齊王，卻先問候年景和百姓，豈不是先問低賤，后問尊貴？”趙威后鄭重其事的糾正道：“假如沒有收成，哪里有百姓？假如沒有百姓，哪里有國君？按照以往的舊例先問候國王而后問候百姓，豈不是舍本逐末？”使者聽罷，無言以對。此事傳開，趙威后“敬畏天年”、“民貴君輕”的思想更加受到人們的推崇。
    語言作為生活的反映和人們心理活動的表達，一經說出口就不是孤立存在的“點”，而是相互制衡、彼此照應的統一體。有時感覺前面的好像重要一些，豈不知后面的是對前面所做的補充和升華。故事中的趙威后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巧妙地改變了以往先問候國君的慣例，轉而問候收成和百姓，這就順乎了一般民眾的心理，借言語之機讓自己的愛民思想更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