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被漫長的歷史所充分肯定而又很少有人可以企及的人格類型，其核心的層面是什么呢？屈原人格的特質，也就是區(qū)別于其他人的那個東西是什么呢？長期以來，對這個問題有多種多樣的回答，而主要集中在愛國精神、對國家人民的責任感、憂患意識等方面。但我認為，屈原人格最本質的東西不是愛國精神，因為那是一種幾乎所有人都具有的普遍的情感傾向，我相信，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成員，絕大多數(shù)都會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同時也不應該是人們所說的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因為這兩者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主流的價值觀念，在儒家思想熏染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大部分人都把對天下蒼生的責任當成自己的應有本分，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古訓，也會伴隨著啟蒙開始的教育，融入人的血液中。因此，這兩者也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我認為，屈原人格的核心層面，不是愛國精神、責任感或憂患意識，而是一種超出世俗與常人的獨立意識。
　　要說屈子的獨立意識，首先不可避免要談談他的“獨醒”與“獨憂”，因為此二者與他的“獨立”精神實在是密切相關。
　　《楚辭·漁父》記載，屈原被流放之后，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在江潭邊沉吟、徘徊，一位打魚的老人問他何以至此，他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獨醒”，實際上是一種超出常人的意識和洞察力，一種把握時代脈搏和預測未來的超前意識?？梢哉f，它是屈原實現(xiàn)完美人格的前提，也是他走向自沉悲劇的起點。屈原融楚國地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為一體，集熱烈情感與理性哲思于一身，他的才能、識見，已經(jīng)遠遠地超出了同時代的楚國人。這種超凡的個人素質，使他能夠明察天下大勢，預見楚國的前途和個人的命運。假如屈原置身于與其相適應的外部環(huán)境，也許他的才能可以通過安邦定國的常規(guī)方式得到發(fā)揮，從而實現(xiàn)他夢寐以求的“美政理想”。但楚國內部的政治環(huán)境非常黑暗，楚王昏庸，奸臣當權，外面又面臨著強秦步步緊逼所帶來的壓力。內憂外患擠壓著他，苦悶焦灼糾纏著他，使他承載著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憂慮和心理重荷。
　　事實上，無論在哪個時代，獨醒者永遠是痛苦的、憂傷的，他們注定要與世俗社會產(chǎn)生劇烈的沖突和矛盾。無知者無畏，糊涂者無憂。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只要喝了兩口酒，吃了兩顆茴香豆，就唱著“手執(zhí)鋼鞭將你打”，回到土谷祠倒頭就睡，絕對不會失眠。所以中國有“難得糊涂”的古訓，意思就是不要自尋煩惱。屈原是非常清醒的，同時又是非常認真的，他做不到刻意的“糊涂”，所以他的憂患非常深廣，這里面既有年華老去、事業(yè)難成的嘆息，有對楚國危亡的擔憂，也有對生存價值和人生意義的憂思，這種憂患意識，使屈原的獨立精神具備了更為強烈的悲劇性。
　　屈原在《橘頌》中寫道：“后皇佳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這里的“橘”，正是屈原的自我寫照，“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的精神，正是屈原人格的核心內容。在《漁父》中，漁父勸屈原說：“圣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大意是說，聰明人不要太拘泥，應該通達，隨機應變，舉世皆濁我亦濁，眾人皆醉我同醉。
　　在《離騷》中，與“漁父”持有同樣看法的則是“女媭”。女媭，有人說她是屈原的姐姐，有人說她是屈原的侍妾，不管怎樣，她都是屈原很親近的人。她苦口婆心地勸說屈原：“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jié)？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大意是說：你為什么那么愛說真話，注重修養(yǎng)，追求純潔美好的操守？社會上到處是隨波逐流的俗人，你為什么不也這樣做呢？世俗人們不可能挨門逐戶去解說，誰會真正懂得你的內心？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吹捧，結黨營私，你為什么不聽從我的勸告呢？在這里，女媭連用四個反問句，以一種非常嚴厲的語氣，質問屈原為什么要那么執(zhí)著地堅持個人的操守，而不混同世俗，隨波逐流。
　　無論“漁父”還是“女媭”，他們都是善意地希望屈原通達權變，調整自己的處世態(tài)度，與世俗社會和諧相處，以求自身的平安。但屈原的回答是，我決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為保持純潔的節(jié)操，“寧赴湘流，葬于江魚腹中”。寧愿投身汨羅，失去生命，也決不向世俗屈服。這就是屈原的獨立人格！
　　屈原的獨立人格，主要指他為保持人性的尊嚴，而決不與世俗妥協(xié)同流的高峻和超拔。屈原的特立獨行，與世俗環(huán)境是根本對立，無法相容相安的。好嫉妒的同僚攻擊他，培養(yǎng)的學生背棄他，就連關心他的親人也不理解他、指責他。因此他將批判的槍矛對準了整個世俗社會。在他看來，除了重華、彭咸等幾位古人可引為同道，比干、伍子胥等人的遭遇值得同情外，一切皆丑惡。這種對整個社會普遍的、絕對的否定與排斥，使屈原的作品充滿了濃重的孤獨感和自豪感：“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世渾濁而莫我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屈原的形象，就是超脫于世俗之上、鶴立雞群的形象，因此有些研究者說他具有一種“拜倫式的高傲”，也就是一種貴族式的高傲。
　　為保持現(xiàn)狀的穩(wěn)定，世俗社會對少數(shù)超前性個體，往往有一種排斥的內在機制，從而使這些少數(shù)的“天才”，很難避免被扼殺的悲劇。為了防止這種悲劇的發(fā)生，很善于總結生活經(jīng)驗的中國古代哲人，給了人們很多的告誡。老莊“柔弱勝剛強”“介于材與不材之間”，是要求人們以退求進，保全自己；儒家“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說無論顯達，還是困窘，都要適應環(huán)境，順其自然；等等。這些策略性原則，都是要求人們主動調整自己，去適應社會環(huán)境。幾千年來，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是這樣去實踐的。而屈原卻沖破了儒、道兩家處世哲學的藩籬。他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對環(huán)境的被動適應與中和，而是對環(huán)境的改造與抗爭，是“我”之美善與“眾”之丑惡的對立和斗爭。后來班固批評屈原“揚才露己”、“狂狷”，揚雄說屈原應該“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正是從反面對屈原獨立意識的肯定。
　　我們知道，個人的力量相對社會環(huán)境是非常渺小的，比如我們都明白說假話不好，但我們還在不斷地說，因為全說真話會招致麻煩甚至帶來禍患，所以我們很難“免俗”。《楚辭·漁父》中寫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水清就“濯我纓”，水濁就“濯我足”，隨機應變，游刃有余，這就是世俗所贊美的“達人”。屈原卻不是這樣，他明知個人無法與環(huán)境相抗衡，但他仍然敢于直面淋漓的鮮血，決不以對惡劣環(huán)境的讓步換取任何實際的利益，或生活的轉折。這種個人與環(huán)境的劇烈沖突反映在他的詩作中，表現(xiàn)出一種格外能打動人的悲劇崇高美，這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是極為罕見，也是極為可貴的。
　　屈原的獨立精神，是一種以較高文化素養(yǎng)為基礎的，純而又純、容不得半點兒瑕疵的人格類型，它遠遠地超出現(xiàn)實和世俗，無論在哪個時代，現(xiàn)實生活中的蕓蕓眾生都不可能全面仿效，但作為一面精神旗幟，一種人格理想，特別是經(jīng)由“自沉”這種極端方式的渲染與高揚，屈子人格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并對后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
　　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后，其實他有好幾個選擇：其一，他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tài)和觀點，與當時的主流（懷王、上官大夫、鄭袖、子蘭等）進行適當?shù)耐讌f(xié)，甚至可以放棄自己的主張和追求，讓他們重新接納自己，從而得到高官厚祿，過優(yōu)越的生活；其二，他可以隱居山野，忘卻世事，過一種閑云野鶴的逍遙生活；其三，他可以出國去發(fā)展，“楚材晉用”，憑其才能，足可在異國安身立命。可是他不愿妥協(xié)，不愿隱逸，也不忍心離開自己的故國，那么他只有投江自殺了。他的死是對社會的抗議，是對操守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