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樂樂，與眾樂樂，孰樂”？自從孟子提出這個著名的命題以來，“與人樂樂”幾乎成了不二法門，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大陸，“獨樂”幾乎成了“自私”、“反動”的同義語。其實，“獨樂”何嘗不是一種境界？特別是身處逆境之時，“獨樂”更是一種品格和胸懷的體現(xiàn)；它是對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超越，也是堅持既定操守的一種形式?？鬃臃Q贊顏回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1]另外，“獨樂樂”和“與眾樂樂”也不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一個人既可以與民同樂，也可以同時保持愉悅的個人心態(tài)，就象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所表現(xiàn)的那樣：既為內亂平息、百姓免遭戰(zhàn)亂之苦而高興，也為自己能結束漂泊、返回故鄉(xiāng)而放歌。這樣的人物在文學史上也絕非杜甫一人，在蘇軾身上表現(xiàn)得也很充分。他的《喜雨亭記》和他弟弟蘇轍寫的《黃州快哉亭記》，就分別表現(xiàn)了集于他一身的這兩種“樂”。

　　《喜雨亭記》寫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蘇軾在鳳翔府任簽判之時。文章記敘了他修亭得雨的經(jīng)過和以雨名亭的原因，表現(xiàn)了他與百姓憂樂與共的情懷；《黃州快哉亭記》則寫于元豐六年（公元1083）蘇軾被貶于黃岡之時，文章通過贊揚張夢得不以貶謫為意的曠達樂觀情懷，來表達蘇軾兄弟在逆境中“獨樂樂”的人生態(tài)度。下面將兩文加以比較，借以看出“獨樂樂”和“與眾樂樂”在同一個人身上的所表現(xiàn)出的不同和共通，以及由這種不同和共通所帶來的文章結構和手法上的相似和差異。